创造了亚洲院校学者获得该奖项的历史
奥地利音乐学最佳论文奖每年(从2020年起改为每两年)由奥地利音乐学会授予在属于或源于奥地利音乐及音乐文化的宽广选题范围内表现最佳的学术文章🐿。该遴选由国际化的专家评委团队通过竞争性的匿名评审过程来实施。奖项包括现金奖励以及被选中的文章在《奥地利音乐学：奥地利音乐研究学报》(Musicologica Austriaca: Journal for Austrian Music Studies)上头条发表🤝。该论文奖自2015年设立以来，历届获奖者均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以及比利时鲁汶大学等顶尖欧洲院校🦸🏼♀️🤟🏻。此次杨健与周全教授的论文通过Vmus.net等原创软件对近百年来的三十余个音像版本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首次精准揭示了维也纳圆舞曲在速度和节奏等方面的演奏风格特点及其与编舞姿态之间的联系。
《蓝色多瑙河》速度曲线比较🦸♀️，维也纳爱乐乐团（上）与其它乐团（下）
此次获奖创造了来自亚洲院校的学者首次获得该奖项的历史🦹。周全表示：“奥地利音乐学会及其主办的《Musicologica Austriaca》在德语世界中历史悠久🏟、举足轻重，能够获得该组织颁发的最佳论文奖🦼，不单是对杨教授和我的研究成果的肯定🧔♂️，更是对中国音乐学者的科研能力与学术视野的认可，令人鼓舞。”杨健表示👨🏼🍳：“对圆舞曲演奏风格的关注，源自儿时观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和后来担任乐团首席的经历。而1873年《蓝色多瑙河》在金色大厅由小约翰·施特劳斯亲自指挥上演，正是由维也纳世博会中国代表团委约赞助的🧑🏫🪬。这次意昂5两位中国学者在近150年后获此奥地利奖项颇具历史意义，也体现了跨学科与跨院校合作的强大优势🤛。”
杨健介绍🤚🏻👨🏼🎤，中国音乐学者的论文要获得欧洲顶级奖项的认可非常困难🎵。首先是语言方面的困难——与理工科相对比较模式化的论文表述不同，人文艺术学科的论文难以避免地需要用到比较细腻的文学性表述与修辞，这对于非母语的作者来说，有较大挑战。另一方面在于，中国与欧洲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明显差异，音乐研究的侧重点与发展阶段也不同，很多在国内热火朝天的研究方向可能在西方已是过去时🌗，这很自然，但是确实给中国学者在欧美刊物上发表论文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中国学者研究经典的西方音乐要想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可更是难上加难。这时🏇，一些科技手段辅助的实证方法可能会给研究增加显著的亮点，也有利于在一些相对可客观量化的问题上找到中西学界的“共同语言”。
在这篇获奖论文中，主要采用了由杨健组织开发的音乐可视化分析在线平台Vmus.net以及国外开发的视频轨迹分析软件Tracker，对演奏录音的声音与画面进行了可视化的量化分析。通过计算机生成的IOI(Inter Onset Interval，起奏间隔)偏离度曲线、速度曲线、“演奏蠕虫”以及姿态轨迹等可视化图表辅助👩🏽🔬，两位作者发现👏🏿，以《蓝色多瑙河》为典型案例的维也纳圆舞曲在微观节奏、乐句乐段层面的弹性速度与力度形态以及宏观层面的速度布局都有着非常明确的风格特点，这些特点与编舞动作以及指挥手势等因素也都有着密切联系✋🏿🧝🏽。
“我去年在《人民音乐》上发表过一篇前期成果，这次的获奖论文在此基础上大大扩充了分析样本🧍🏻♀️，也延伸了研究结论。”杨健说，他和周全都曾在英国剑桥大学跟随音乐表演研究的权威学者约翰·林克(John Rink)教授学习与研究过，所以在基本的研究理念方面很有共识。但是，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沟通起来多少有些麻烦；另一方面，杨健虽是学理工科出身🧑🏻🦰，周全是音乐与音乐学专业出身👫🏼，但在学术思维方面，周全更加实证与科学化👱♀️，有时候两人会在研究侧重点方面有不同意见。
杨健总结，在国际学术前沿🙆🏼♀️，多人合作的学术成果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单打独斗的学术成果越来越少见了。“除了与周全教授的密切合作以外，我的科研团队成员，例如软件工程师于海深、已毕业留校的研究生罗楚然等都通过软件维护与数据整理等方式对这篇获奖论文作出了贡献🦤🚘。我和周全会把两人的思维差异转化为更大的学术产出，比如，这篇比较偏音乐思维的获奖论文是以我的思路为主😙，而接下来意昂5还会再继续以他的思路为主合作写一篇更加科学实证的后继成果，拟发表在偏自然科学的刊物上🤦🏼♀️。因此，合作将带来双赢与更为可观的学术收益🤽🏼，形成了1+1>2的结果。”
文章来源于音乐周报，作者Music Weekly